前言
本文核心來至辛嶋靜志教授的論文，由此開展關於「經」一詞的演變及其在佛教文獻中的使用情況。而現存最早的大乘文獻，它們原本便没有「經」的標記，這一事實與知識，在漢地是不能說的秘密。
在佛教文獻翻譯過程中，無論巴利文本還是大乘文本，翻譯者都自動為其加上了「經」字。這種現象源于佛教傳入漢地後，將「法門」提升為「經」的地位。再者，「經」一詞原本只指第一時期結集佛陀法語時的文獻，最廣義上，即四阿含或五尼柯耶。後來內容不斷擴充，產生分別的用語，如十二分教中的「方廣」，這影響了漢傳佛教。
正文
當今以正統梵語書寫的大乘本文，其完整版本大多出現在十一世紀之後，如果追尋公元一～三世紀，大乘思想的文獻雛形，即以犍陀羅語（Gāndhārī）書寫的文本，如《道行般若》（Prajñāpāramitā）、《法華》（Saddharmapuṇḍarīka）、《大方等如來藏》（Mahāvaitulya Tathāgatagarbha dharmaparyāya）等等，它們都沒有被冠上或加上《經》的標記。連平川彰教授也對這一事實感到詫異。實際上，許多早期大乘文獻連經名都沒有，如《賢劫》（Bhadrakalpika）（詳見：CGT 由巴伐利亞科學與人文學院支持，文件編號：CKM 128）或《菩薩藏》（Bodhisattvapiṭaka）（CKM 114）、《金剛般若》（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詳見：BP TLB TEXT）、《維摩詰》（Vimalakīrtinirdeśa）（詳見：BP TLB TEXT），然而，我們卻依據11世紀後的資料，來確認漢地翻譯後的文本具有「經」的身份標記。這就好像我們現在所認知的印度，其實與古代並不相同，因為，真正的古印度，其實是指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帶的印度河流域。
在所有發現的大乘原始文獻中，後接標記大多是「dharma」（「法」）或 「dharmaparyāya」（「法教」、「法門」），完全沒有「經」的說法，就如同上文所舉的《大方等如來藏》是「Mahāvaitulya Tathāgatagarbha dharmaparyāya」，意思是《大方等如來藏法門》。但是，這些文本在翻譯成漢語時，都自動加上了「經」字。這個現象，在《三藏》（Pa. Tipiṭaka，Skt. Tripiṭaka）中的翻譯亦同（注意，不是指漢地那並無經過佛教內部會議的《大藏經》），如巴利本文中的《法句》（Dhammapadapāḷi），我們卻翻譯成《法句經》。
我們通常認為「經」（Sutta）的原義是指「線」，不過，這只是從吠陀語（又稱印度雅語、古典梵語）的角度而言。實際上的是，各種印度俗語，遠早於印度雅語，證據就是在阿育王石碑中，並沒有所謂梵語，也就是說，在這個時代，還未出現我們現在所知的梵語。
在眾多印度俗語中，巴利語（半摩揭陀語）中「Sutta」（經）的原意為「聽到的」，而並非為漢語意義上的「經」（漢語本義為垂直的絲線，同古典梵語）。在第一次佛教內部會議時，「Sutta」（經）是被用來表示「聽聞到的佛陀法語」。
據推測，《三藏》（巴利语 Tipiṭaka，梵语 Tripiṭaka）一詞可能出現在第二次佛教內部會議。隨著資料越來越豐富，《三藏》中《經藏》（Suttapiṭaka）包含了《長部》（Dīghanikāyo）、《中部》（Majjhimanikāyo）、《相應部》（Saṃyuttanikāyo）、《增支部》（Aṅguttaranikāyo）。但在傳承與翻譯到漢地時，這些文本都被加上了「經」的標記，成為《長阿含經》、《中阿含經》、《雜阿含經》。從這些最古老的文獻可以看出，原始文本中從未有「經」的標記，因為「經」原本就是表示第一次結集時，由聽聞佛陀在世時的法語，即尼科耶或阿含。
此外，通過《本母》等文獻可以證明，「經」（音譯：修多羅、Sutta）原本專指「七事相應」，但後來經文本身內容不斷被新增，加上各部派解讀歧異，最終演變為五部（pañcanikāya）或四部。在這一演變過程中，又出現了另一種九分教或十二分教的分類方式。其中有「Sutta」(修多羅、經)、祈夜（Geyya）、記說（veyyākarana）、伽陀（Gātha）、自說（Udāna）、本事（Itivuttaka）、本生（Jātaka）、方廣（Vedalla、毗托羅、智解）、未曾有（Abbhutadhamma）。當中，方廣與漢地佛教關係密切。
根據宇井伯壽教授的看法，其最古早的方廣說，起源於《四阿含》(契經)中的 MA.9、MA.21、MA.43、MA.44；DA.21等，通過歷代文獻的語言演變脈絡可以發現，同一部文獻中的「法教」、「法門」，在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稱呼。因此，可以知道九分教中「方廣」的用語，最初從 vevulla（2-7世紀）逐步演變為 vaitulya、（mahā）vaitulya（大方廣，3-7世紀）、（mahā）vaipulya（5-11世紀）、mahāyāna（5-11世紀），最终成为 mahāyāna-sūtra（大乘經，11世紀之後）。
除了利用《三藏》體系分類佛陀法語之外，依據《增壹阿含》的釋論--《分別功德論》所記載，佛教分裂後的大眾部另在《經》、《律》、《阿毗達磨》之外，以「非一人說」、「文義非一，多於三藏」等諸「方等」（方廣）另立《雜藏》（《菩薩藏》），其他部派中，除了化地部、法藏部外，均無此舉。因此，這應是大眾部獨有的主張。這也可由大寺派（Mahāvihāravāsin）譴責無畏山寺派（Abhayagirivāsin）的話語中看出，將「方廣」視為「從外教引入了非正統的教義」。
方廣、方等的巴利語是「vedalla」，梵語是「vevulla」、「vaitulya」或古于闐語「vittūlya」， 其詞源及詞義不太明朗，但在《AN.5.79》經中，此「vedalla」、「vevulla」（莊春江老師音譯：毘富羅）一詞可能是用在貶義，因為，他們（指宣說方廣者）墮入了黑暗的法，也不會意識到正法，此外，在後文中，說他們只愛聽有著華麗詞藻（cittakkharā cittavyañjanā）、外人創作的、吟誦詩人創作的詩歌（kavikatā kāveyyā，暗指：你們剛才聽到的，不是佛的說法，而是一個詩人的創作）。目前，網路資訊興盛，類似的創作，亦是流行，世人愛聽，卻不願知曉此說是否符合「經」的主張。
從漢語的角度看，「方廣」中的「方」應理解為「四方之方」，如《孟子·梁惠王上》所云:「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段玉裁解釋「廣」為「四周沒有牆壁的大屋」。因此，「方廣」合起來理解就是「來自四方且不設限」的觀點。
這種「方廣」既包含了百納海川的包容開放，也暗含了引入異教思想的危險。在佛教文獻中，它代表了一個自由開放，但又引發正統性爭議的傾向。與其說「方廣」是指某種具體內容，不如說它反映了一種開放和包容的立場。這種立場使佛教吸收了各種思想資源，也導致了教義解讀和分類的分歧。因此，「方廣」代表著教義發展與保持正統的緊張關係。
覺音（Buddhaghosa，5 世紀）對「vedalla」的解釋，持中性而無批判的態度，他對「vedalla」這麼定義：「提問，重複到達智慧及歡喜的」，而菩提長老則採字源本義，將此語「方廣」解釋為：「問與答」（vedalla + kathā），然而，當代學界早已證明「vedalla」、「vevulla」（毘富羅），為「大乘」原語也。
必須提醒，在第一次佛教內部會議時，並無《三藏》，而是「聽到的法語」（經）與「律」，其中的「聽到的法語」（經），本來是指「七事相應」。也因此，真正古老而最接近佛陀的主張，就是「聽到的法語」，即是「經」＝「七事相應」，而第二次佛教內部會議之後，「聽到的法語」（經）不斷發展而擴展至五（或三、四）部《尼柯耶》，才有《三藏》（Tipiñaka，白話：佛陀教導的三個部份），因此，無論南、北傳或其他種種後來才出現的文獻，並沒有加上「經」這一字的權利，只有「七事相應」才是「經」。直到佛教在傳入漢地時，在脫離部派之後，利用翻譯的機會，把《法門》等提升至「經」的地位，並在漢地形成的《大藏經》，導致原本指《阿含》或《尼柯耶》的「經」，卻被遺忘。
References:
Who Composed the Mahāyāna Scriptures？–––The Mahāsāṃghikas and Vaitulya Scriptures”, in: Foguang Journal, vol. 3, no. 1, pp. 1~86].辛嶋靜志
未達無學所分享，
皆非最終善知見。
一切教導話語錄，
當善抉擇及思惟。
進學孤獨園奉法人淨豐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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