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6日 星期一

節錄《多重視角下的疑偽經研究》-二.佛教歷史中疑偽經的界定(巴利藏部份)

 
新加坡佛學院
紀贇
 
(一)藏經的慨念
 
       如果我們從佛教文獻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就會發現真經(或者具有宗教權威性的經典)與疑偽經之間的界限其實一直在變動;並且不僅僅是隨著時間在變動,更重要的是,它還隨著空間變動,這種時空上的轉移就值得我們今天對之作一點歷史上的追溯與地域上的考察。
 
(二)早期印度與後來南傳上座部佛教國家的藏經、藏外與疑偽經
 
       提到疑偽經,首先要清楚這一概念是建立在與之相對的正經或藏經的基礎上的,中國過去學界多從漢語疑偽經的角度出發,在此筆者希望能以更廣的視角來把握這個問題,我們就此提出以下問題,即印度的源頭是否有疑偽經的概念?疑偽經概念後來又如何得以發展?在印度原語語境下的疑偽經是指哪些?到了漢語語境下又有了什麼轉變?以漢語爲源頭的佛教經典又産生了哪些次生經典?它們又與佛教由東向西的逆向發展有何聯繫?
 
       首先,我們要弄清楚佛經的外延,過去非常通行而方便的說法就是佛經是歷史上的佛陀所傳授出來的經典。但是在深人研究此一概念的發展過程之後,我們就可以發現在佛教之中,佛經的外延其實從一開始就呈現出一種開放性的態勢,所以即使是在保守的南傳上座部承認的阿含類文獻之中,我們依然可以發現除了佛陀本人所講述的經典之外,還有佛弟子、仙人、諸天、化人等所講說的經典。而正是這種本來就具有的開放性,爲後來佛教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其他經典産生方式,如夢中得來、他方佛聽來、禪定中得來與心中自然呈現出來等出經方式創造了條件。所以我們就邏輯上可以發現,正是由於佛教藏經具有的這種獨特的開放性,爲後來的疑偽經、或次經文獻敞開了大門(紀贇,2012b)。
 
       雖然就本質而言,佛教的藏經具有本然的開放性。但是在整個佛教的歷史發展過程之中,藏經還是呈現出階段性的特點。在傳說中的佛滅後的第一次結集之時,一般公認此時結集出來的是律、經二藏。至於具體內容,则大體包括現在四阿含的大部與律藏中的波羅提木叉,而在以後的發展過程之中、我們發現隨著部深的根本分裂,這些最爲核心的部分也有了分化與發展。 然就主體部份而言,我們依然可以在這些文獻之中看到明顯的共通之處、這就是整個佛教文獻的最核心部分。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對修多羅體的阿含經典以及同樣爲修多羅體的波羅提木叉的廣解就成了必然。前者就是阿毗達磨(Abhidharma),即對佛說法的廣解,而後者就是阿毗毗奈耶(abhivinaya),即對波羅提木叉的廣解。阿毗達磨在以後的佛教文獻分類類之中,成爲了獨立的一部分,即論藏。而阿毗毗奈耶則融人了諸部廣律之中,其主體其實即是比如巴利上座部廣律之中的經分別(即波羅提木叉經的分別)、键度與附隨部分。也即是由原始的經、律二分法,變成了經、律、論三分法 。
 
       從這裏我們就可以發現,其實論藏(及阿毗毗奈耶)已經是佛教藏經的第一次重大突破,即非佛所說的經典第一次“大規模”地充實了進來。這些論藏與阿毗毗奈耶文獻明顯非爲佛說,甚至不是在第一次結集所達成的共識,因爲我們可以發現不同部派的論藏完全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最明顯的就是巴利上座部的七論與說一切有部的七論之間的本質性差異。
 
       問題是雖然非爲歷史上的佛陀所說,那麼其權威性與合法性又如何得到確立呢?所以就有了將之合理化的過程,或者說就是逐漸將某些文獻定為佛說的過程。所以這裏就有了一個如何將後起文獻“經典化”的過程。
 
       以說一切有部為例,就將論典逐步從“被佛陀承認”轉變爲了“佛陀所說”。另外還將後世的迦旃延當成是佛世時的弟子大迦旃延以獲得爲佛所認可的地位。而上座部佛教之中,也同樣可以找到這種將自己論藏文獻合理化的傾向。(M.Davidson. 1990, pp.303-305),雖然有這種逐漸增長的趨勢,但在部派佛教時期,總體而言,藏經的內容大體是比較較穩定的。對此我們可以參考在巴利語上座部佛教之中,至其三藏的内容依然大體保持恒定。唯一的例外是經藏中最晚集成的《小部》 (Khuddaka Nikaya),在整個體系之中它也是一個相對開放的系統。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巴利《小部》發現某些具有强烈論藏色彩的論書也被歸入到了這個"經部"文獻之中(Hinuber, 2000, p.73)。而就歷史推演而言,巴利《小部》在覺音的時代就已經有了長部持誦師(共12部)與中部持誦師(共15部,增加了《行藏》Cariyapitaka.《譬喻》 Apadana,《佛史》Buddhavamsa)的區別,而現代緬甸巴利藏經之中,《小部》中又增加了四部,即《經集》 (Surttasamgaha) , 《導論》 (Nettipakarana)、《藏論》 (petakopadesa) 與《彌蘭王問經》(Milindapanha), (Hinüber. 2000,p.76)也即是說,這些經典祇是在局部的上座部佛教地區獲得了正藏的地位。而在其他的上座部地區,這四部經典則並非是“正經”,也就是說,不具有某種被收人藏經以後所具有的權威性。
 
       所以我們看到,在巴利佛教文獻之中,其核心爲相對較爲包恆定的正藏(The Pail canon 或Tipitaka),即傳統的三藏(上文已及,經藏中的《小部》最晚封閉)。但除此之外還有藏外文獻(paracanonical textes),這包括上面提到的四部(除緬甸之外),以及大量的巴利歷史編年類文獻。如《島史》 (Dipavamsa)、《大史》(Mahavamsa)、《大菩提樹史》(Mahabodhivamsa)、《塔史》(Thupavamsa)等十幾種次生類佛教(Hinuber, 2000, pp.87-99):;以及其他註釋(atthakatha)與再註釋(tika)類文獻。即使重要如覺音論師的著述,而且也非常古老,卻同樣得不到正藏的地位(Hinuber, 2000, pp. 100-153. 166-179)。除此之外,巴利佛教文獻之中還有不少手冊類工具書(同前,pp.154-165)、選集類雜著、宇宙論、詩歌等(同前,pp. 177-203).所以我們看到,在巴利文背景之下,這些經典同樣不會得到正藏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巴利經典之中,還有被明確認爲是偽經的本生類經典。比如在東南亞國家中的泰國、柬埔寨流行的《五十本生經》(Pannasajataka),此經的緬甸語名爲 Zimme pannasa,直譯爲漢語意即“清遇五十”,這表明此經的起源可能是泰國北部的清邁地區(Tinti,2011. p. 135》。此經大約撰成於 15世紀,現存大略有三個版本系統。(Bunnary, 2004, pp.5-7) 《五十本生經》在十九世紀末開始就引起了歐洲學者的注意,並且巴利聖典協會(PTS)也有了校勘、翻譯與研究。
 
       巴利聖典協會的翻譯本之中,我們也同樣可以注意到其書名為《疑偽本生故事》(Apocryphal Birth Stories, I. B. Horner, 1985; Jaini, 1986), 考林斯在此套叢書第一卷的序言中特意分析了“疑偽” (apocryphal)這個詞的基督教與佛教的背景差異,但是在《疑偽本生故事》之中,還是可以看到此經是以藏内的本生經爲參照,依循藏内經典的結構、模式來加以仿擬,並且在編纂過程之中還盡力掩蓋其非印度的起源(non-Indian provenance)。故而巴利聖典協會的佛教學者就認為,有必要將之與巴利藏内的本生經作些區分(I.B.Horner, 1985, p.vii-x)。這幾項要素我們應該注意到,其實也是其他一些語種的佛教疑偽經的特點。即通過仿擬,以及掩蓋非印度起源來達到與“真經”混淆的目的。
 
       巴利疑偽文獻還有其他類似的一些例證(Hiniber, 2000,pp. 135-136)。更有意思的是,最新的研究還表明,這類疑僞經典的傳播竟然可以向西北擴展,直到目前的孟加拉國,並成為當地佛教徒日常修行生活中的流行要素(Tinti, 2011)。也就是說,在南傳上座部背景之中,雖然佛經三藏封閉的時間相對較早,但在過去曾經有過藏經擴展的痕跡,並且試圖將後來創造的經典帶入到藏經的嘗試也同樣存在。這種現象,對我們推定同樣早期大乘佛教文獻産生時期的印度文化背景可能並非毫無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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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此文最初是發表在上海師範大學2014年3月22-23日舉行的“首屆佛教疑偽經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後稍作修訂發表在《佛教文獻研究》第一輯,2016年,頁51-94(此為清樣的頁碼,原書我還沒有拿到,全文四萬四千字)。在此特向會議的組織者方廣錩、侯沖、定源諸先生表示感謝。


多重視角下的疑偽經研究》全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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